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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元素》电影理论:叙事学的基本分析类型经典电影

时间:2020-09-14来源:听风文学网

关于叙事学1,首先会追溯到两位开启结构主义时代的理论灵感的大师,一位是结构主义人类学家,被称为“结构主义之父”的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博大的研究成果系列,一位是俄国学者弗拉基米尔,普罗普和他的《俄罗斯民间研究》列维斯特劳斯众多的人类学研究成果与另一位结构主义之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3,以及将索绪尔依照语言学模式建立普通符号学的构想付诸实践的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一起,启动了后人称之为“语言学转型”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巨大变更。为列维-斯特劳斯所标识出的理论路径,远不止叙事学。与叙事学理论、同时也是与整个结构主义时代直接相关的,是列维-斯特劳斯对古希腊神话传说的研究。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尽管穿越漫长久远的历史岁月,今人所读到的故事希腊传说已斑斑驳驳、残缺不全,但将不同的故事彼此参照,我们仍可以从其中共同的意义单元里解读整合出一个共同的意义“内核”,一个在面目各异的神话传说故事中不断复沓出现的结构性单元:对亲属关系的过度重视与对亲属关系的过低估价。依照列维-斯特劳斯的阐释,古希腊神话对于古代希腊社会的意义,正在于通过不断的讲述,尝试解决内在于彼时彼地社会文化内部的一个深刻的矛盾:即作为彼时社会信仰的人类源土而生,和在现实,人类依血缘为母亲孕育而生。在此姑且搁置对古希腊神话及其意义的深入探讨,列维-斯特劳斯这一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神话学或古希腊,而且在于他尝试指出古往今来、人类不同时代叙事行为,具有共同的社会功能:即,通过千差万别、面目各异的故事,共同呈现某种潜在于其社会文化结构中的矛盾,并尝试予以平衡或提供想象性解决。这一研究成果极大的启发并打开了氯事学及整个结构主义时代的研究思路。

而普罗普的研究却直接成为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源头,成为叙事学的鼻祖之一。有趣的是,普罗普的研究与结构主义的产生并不存在着任何直接的关联,这一研究自身也不存在着任何理论的超越性意图。就其本身而言,它只是一个具体的对象——俄罗斯民间故事的一次专题的研究。但普罗普的研究却事实上开启并参与了俄国形式主义的产生及发展,经由莫斯科一布拉格一巴黎这一理论旅行的脉络,成为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的起点之一。而列维一斯特劳斯与普罗普之间关于叙事研究问题的一次著名的论战,也是使普罗普名列结构主义理论家“名册”的原因之一。就普罗普的具体研究而言,在对数量极为浩繁的俄罗斯民间故事进入极为深入细致的�x究之后,普罗普发现,尽管在俄罗斯民间故事有着干变万化的,千差万别的情节,但其中无疑存在着一些基本的、始终不变的元素。

首先,是众多身份、面目各异的人物,却不外乎七种角色,普罗普也将其称为七种“行动范畴”。这其中角色或行动范畴分别是:

1坏人。
2施患者。
3帮手。
4公主,或要找的人和物。
5派遣者或发出者。
6英雄或受害者。
7.假英雄。

普罗普所谓的角色行动范畴,并不等于故事中的人物,而是在故事中的不同段落、情节发展的不同时刻所具有的功能。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可以在故事发展的不同段落、不同时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置身于不同的“行动范畴”;同样,同一个角色或“行动范”也可以由不同的人物来扮演,不同的人物则可能在同一个情节段落中扮演同一个角色,置身于同全国最好的癫痫医院一“行动范畴”。诸如《第五元素》中莉露在影片的前一部分,英科本·达拉斯与警察的对峙中充当被争夺的“公主”,但在“失落的天堂”的战斗中却充当着英雄与受害者之一,而在影片最后段落中,则再度成为必须为科本的爱所温暖和握救的客体;在争夺前往“失落的天堂”的机票的段落中,是考内留斯神父、佐格的爪牙、警察同时扮演中英雄科本的对手,即坏人。

当我们尝试将普罗普的七种角色或行动范畴的描述,广泛应用于其他叙事类型,其中有几种角色需要予以补充说明。一是派�z者或发出者。这是指故事中的某种权威形象,通常是长者、领袖。他同时是故事中元社会的象征。所谓元社会,便是故事中陷于困境或危机之中的某个村庄、部落、城市、国家或家庭等等所代表的人类社会。而派遣者发出者,便是这一社会中权威或秩序的象征。在经典故事中,常常是由这一权威人物对英雄发出行动的指令。但在现代叙事中,派遣者却不再是一个绝对必要的角色;主人公常常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益、或为了拯救自己而行动。换言之,是英雄受害者同时充当了自己的派遭者—某一人物,通常是主角在叙事中同时充当两种功能角色/行动范畴。此外,需要说明的“行动范畴”是“坏人”。在经典的民间故事或不同时代的主流叙事中,“坏人”:破坏或威胁元社会的安宁,阻碍主人公完成人物或实现自己的愿望的角色,诸如一段故事中拨乱其间的小人,是一个充分必要的元素。在现代叙事中亦如此。只是在现代叙事中,实施“坏人”这一角色功能的,经常并非一个人物,它也许是险恶或异化的环境,也许是某种心理创伤或心理疾患。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施惠者的角色。顾名思义,所谓施惠者尽管同样为主人公完成人物或实现其目标提供了帮助,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帮手,施惠者是在叙事的特殊时刻为主人公提供了某种特殊帮助的角色,诸如武侠中,主人公遭遇了“山中高人”,因此而获得了某种特殊的法力、法器或武功。施惠者,也可能是某种导师式的角色,在他的指点下,主人公战胜了自身的弱点(内在的敌手)而走向成功。在叙事研究的普遍意义上,普罗普的角色或行动范畴中最为特殊的一个是“假英雄”,这是一个在形形色色的民间故事中十分常见的角色,经常呈现为英雄的冒名顶替者。但在其他的叙事类型中,这一角色并非充分必需的叙事元素。

在普罗普对俄罗斯民间故事的研究中,数量浩繁、千差万别的民间故事被他总结为个叙事单元,这6个叙事单元又具体划分为31种叙事功能:
单元一、准备
功能1.炉边缺少一位家庭成员。
2一个禁令或规定加诸在英雄身上。
3禁令遭违背。
4坏人试图刺探情报。
5坏人得到了一些情报。
6坏人试图欺骗受害人以控制他或他的所有物。
7.受害人上当违心助敌。
单元二、纠纷:
8坏人伤害了家庭成员。
a.家庭成员需要或渴望某种东西。
9需要或不幸被申明;英雄被请求、命令或自愿前往执行使命。
10英雄计划对付坏人。
单元三、转移
1.英雄离家。
12英雄被试探、攻击、质询,并因而获得了一个有法力的施惠者或帮手。

13英雄对这位未来的施惠者的行动做出反应。
14英雄借重这位有法力的人
15英雄到达他的任务所在的地点。
单元四、对抗
6英杭州治癫痫最权威医院雄与坏人面对面作战。
17.英雄被侮辱。
18坏人被击败
19此前的不幸或需要得到解决。
单元五、归来:
20英雄归来
2.英雄被追捕。
22英雄脱险。
23英雄回到或某处却不被承认
24假英雄做出假声明。
25英雄面临艰巨挑战。
26英雄战胜挑战。
27英雄获得命名
单元六、接受:
28假英雄/坏人的身份败露。
29假英雄被变形。
0坏人遭惩罚。
31.英雄迎娶公主或登上王位。

普罗普的结论是:1.不管叙事人如何编排演绎,叙事功能是故事中不变的元素。它们是故事中的基本元素。2民间故事中可知的叙事功能永远是有限的,千变万化不出此3种。3叙事功能的出现顺序永远不变。并非每一个故事都完整地包含这3种功能,但是一旦这一功能序列出现,其前后顺序不会颠倒或改变。就其结构而言,民间故事属于同一类型。某些时候,某些叙事功能或单元会重合或者重。

随着结构主义时代的到来,普罗普关于俄罗斯民间故事的研究,也经由英译本而获得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世界各国研究叙事理论和叙事艺术的人们,不无惊讶地发现普罗普的理论可以适用于大部分的叙事类型,尤其是大众文化的诸多叙事类型,诸如民间故事、连本戏曲、通俗小说(诸如中国的话本、武侠小说)、连环画、商业电影电视连续剧等等。不少著名的大众文化和电影理论的研究者,都运用普罗普的模式对相关的叙事文本进行过研究。颇为神奇的是,人们发现,普罗普的模式和结论在多种现代大众文化的叙事类型中仍相当有效。当然,类似的研究也遭到了某种非议和指责。种种非议的要点在于,类似应用�x究常具有某种削足适履的倾向,研究者未免通过阐释、甚至过度阐释将某个现代情节牵强地附会在普罗普的某个单元或某种功能之上。事实上就现代文本的叙事研究而言,普罗普的结论更适用于某些叙事类型,诸如动作片的若干类型:西部片、警用片以及我们将要涉及的科幻动作类型,适用于诸如新武侠小说,及其武侠类型的电影、电视剧,而非所有叙事类型。对普罗普理论的应用研究的批评,再度明确了普罗普的研究原本并非为了建立具有普泛性叙事理论,它只是关于一项关于俄罗斯民间故事的具体研究。

因此,结构语义学家格雷马斯在普罗普研究的基础上,对普罗普所概括的模式做了
进一步的修正和深化,以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叙事分析模式为目的,将普罗普的七
种角色/行为范畴概括为三组、六个动素。他们分别是主体/客体、发出者接收者,敌

手帮手,并建立了自己的动素模型
发出者←主体→接受者
敌手一客体←一帮手

并将普罗普的6个叙事单元、31种功能概括为4个叙事意义单元:契约、考验、移置、交流。不难看出,格雷马斯的动素模型对普罗普的角色行动范畴说的改动,首先是取消了两种基本上为民间故事所独有的角色:假英雄和施惠者,添加了一个新的元素接收者,即主体/英雄行为的受益者,我们将看到,在《第五元素》中,接收者被设定为人类、地球上的生命之源:因科本·达拉斯的英雄壮举,地球/人类重获5大元素,并因此而获救,生命、光明、希望和爱因此而继续绵延。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格雷马斯动素模武汉哪个癫痫病治疗医院好型并非普罗普的角色或行动范畴的简约形式或“简体版”,其中的6个动素分别构成了三组二项对立式,它们不仅构成了叙事功能上的对立或对应,而且初步揭示了叙事文本的意义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我们准确地建构了叙事文本的动素模型,我们已经初步把握了叙事作品的文本结构,尤其是一部叙事性作品的时代或曰历史特征与文化意义的定位。联系着我们对普罗普角色/行为范畴的讨论,我们将看到,如出者与接受者是同一个象征正义与秩序的元社会,而敌手是黑暗的恶势力,那么我们经可以基本断定这一叙事文本属于经典的主流叙事序列,而主人公—叙事文本中的主体,必定是匡扶正义、惩恶扬善的经典英雄。而如果主人公集发出者、接受者与主体于一身,那么,它已多少透露出某种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或哲学支撑;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将敌手设定为某种社会权威或权力象征,那么我们已可以基本断定作品所具有的某黑色寓言或反面乌托邦特征;当然,它也可能仅仅是某种特定的叙事类型,诸如警匪片中的惯例。与此相关,如果主人公集发出者与行动主体于一身,那么对接收者的不同设置,便将赋子作品以完全不同的意味。诸如《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原本无父、无师,为象征武侠小说中的元社会:正派武林所放逐,是集发出者与行为主体于一身的独行侠;但小说的结局,杨过终于加入了抵御金兵的行列,并建功立业、救万民于水火,得到了元社会:正派武林与正统汉家皇权的认可,重归正统英雄的行列。而在冯小刚影片的《没完没了》中,当主人公行为的受益者/接收者被设置为韩冬(葛优饰)唯一的亲人、成植物人的姐姐时候,故事便从中国市场化时代的喜闹剧悄然转化为不无温情与苦涩感的情节剧,跃居金钱之上,成为故事意义的核心和叙事驱动。换言之,不是每一个动素自身,而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建构出文本的表层与深层意义结构。

格雷马斯不仅将普罗普的研究成果从一个具体对象的研究演化一个结构语义学的范式,他同时在列维施特劳斯关于古希腊神话研究的基础上,推演出了他关于“意义矩形”的范式。格雷马斯指出:所有的叙事文本、乃至全部文本文本中,一定包含着一个意义的深层结构;而这一深层结构是一组核心的二项对立式(设定为A/B)及其他所推演出另一组相关且相对的二项对立式(-A/B)建构而成的。我们将这两组二项对立作为一个四方形的四个端点予以排列,便获得了一个意义的矩形。格雷马斯将其图示如下我们由此获得了又一个六对三组关系。其中A与B、非B与非A之间是对抗性关系,A和非B,B和非A之间是互补性关系,A与非A,B与非B之间是矛盾性关系。文本意义结构或曰深层,便呈现这三组关系的变化组合之中。我们将以《第五元素》作为范,来演示并实践这一意义矩形之于作品意义结构的关系。

而另一位结构主义理论家获维坦·托多罗夫,在他的结构主义诗学阶段,则延续罗兰·巴特的研究思路,侧重依照语言学模式,尝试建立叙事语法研究,他所提出的选范式如下':
(原有的平衡)
平衡满足
破坏←>对抗的力量
整合,平衡的力量/努力与追求
不平衡,破坏的力量
新的平衡、满足

与此相近,克罗德·布雷蒙则设定了一个不同的范式2,以呈现叙事表层逻辑的发展,他认为一部叙事性文本,便是一个不断二分的枝形结构:

问题得到解决A3
女性癫痫发作的症状是什么出解决问题的方案A
提出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案A
主人公前途未卜(A1)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A3
没有解决方案Aa2
没有解决方案A

依照布雷蒙的理论,叙事所给定的初始情境是主人公我们也可以将其置换为元社会一面临某种问题和困境,由此打开了叙事的两种可能:试图去解决问题,打破困境;或问题无从解决,处境已成僵局。至此叙事体尚未形成,文本所展示的只是一种状况。因为所谓叙事,尽管有成千上万种定义和阐释,却始终难出所谓亚里士多德的“情节律”:叙事包含着一个开端,一个中段,一个结尾。就布雷蒙的叙事链A→A而言故事在其开端处便已终结。而经典叙事大都在问题→尝试解决问题→问题部分得到解决,同时出现新的问题→尝试新的解决方案的类似模式间持续推进。因为狭义的叙事讲述故事的秘密,表面看去是推进情节的发展,而事实上,却是延宕情节的发展:使故事在通往结局的过程中峰回路转,异峰迭起。如果这一枝形的叙事链最终以“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即主人公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那么,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直接、简约的悲剧形态;相反,这一不断展开的枝形链条,以问题得到解决而结束,我们则可以将其视为正剧或喜剧的简约形态。

在结构主义时代,叙事学这一领域造就了一代理论大师。这些理论家—结构主义语义学家、结构功能论者,都尝试创造出某种简明有效的理论范式,使其对于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文化文本,尤其是叙事性文本,具有普泛性意义与绝对的覆盖力,成为破解叙事的秘密与深藏的意义结构的利器。在此,我们暂且搁置对宏大叙事与具有普泛性理论的诉求的批判,仅就实践层面而言,可以说,没有那一种研究范式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的价值。一般说来,结构主义诗学范畴内的叙事学范式,对于今天的大众文化文本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但也并非任何一种范式,都具备相对于所有大众文化文本的有效阐释力。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其出自何处,都一定具有它自身的历史、现实脉络,因此,具有它自身的历史与现实限定;同时,任何一种理论范式,在为我们揭示出某些隐藏的面向的同时,也可能造成我们对另外一些重要面向的盲视。结构主义时代,理论一如批评,只是一种社会的表意实践,并不具有相对于批评与其他文化实践的优越或优先的地位。因此,相对于批评实践(包括其他的文化和表意实践),理论,只是或可借重的利器。将某种理论应用于批评实践,无所谓成败而在于这一理论范式是否于对象文本具有阐释力,是否开启了思想与批评的新的空间和可能。

电影作者论与文本细读: 《蓝色》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借助波兰法国电影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三部曲“三色”中的第一部《蓝色》,来介绍并运用作为创作理论和电影分析路径的“(电影)作者论”( aute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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